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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為實習醫生的宋婉瑜認為服務那些需要協助的人並不是什麼應該被歌功頌德的事,而應該是一種生活中就自然而然該去做的事。她的非洲醫療服務經驗雖然短暫,卻在每次分享的場合中打動了聽眾的心。但願,二十年後的她,依舊能懷抱高度的熱情與溫暖,走在行醫的路上…

圖│宋婉瑜   

 一大清早走出屋外,沁涼純淨的空氣刷過肌膚、直透心脾,所有的毛孔頓時從睡夢中歡欣地張開。樹叢後方,隱隱傳來遠處的人聲;聲音漸弱地溶化在更廣大的靜謐裡;你發現,你耳朵裡自己運轉的聲音原來這麼響亮。下了屋階,踩在被夜氣溼潤了的厚實紅土地,發出的是一種溫暖的腳步聲。拎了零錢往人群聚集的地方走去,再尋著一股蛋餅的味道前進。圍著爐子的男人們像紅海一樣地自動分開,讓我進入圓心。笨拙地和大家道早安Oli otyo,引起一陣笑。我總是可以拿到第一個起鍋的蛋餅、或是不加蛋的蛋餅,端看老闆家的雞有沒有生蛋。熱騰騰的蛋餅,男人們會接了當場吃,但我要「外帶」。或用報紙的一角、或用小孩的作業簿、考卷包著,我拎了燙手的蛋餅回去坐在門廊上,泡杯茶,看著屋子對面的井邊漸漸排起一長串的水桶隊伍和跳來跳去用全身力量打水的孩童,靜靜享用誠意十足、份量也十足的蛋餅。我在烏干達村子的一天生活總是這樣開始。

經由訂閱「美國醫學生聯會」(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Medical Students’ Association, IFMSA)的電子報,得知烏干達村落計劃的志工招募活動。看完招募活動的介紹,頗為心動,因為在網頁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計劃的內容與完善的志工招募說明。更重要的,可以感受到他們對短期志工的歡迎和開放態度;只要你時間上可以配合,18歲以上,無論年紀、過去有沒有志工經驗、專長為何,都可以申請,同時他們也願意滿足志工的學習需求。

當時正值如火如荼的期末考期間,即使蠢蠢欲動,但繁重的考程讓我無力分心去報名。一個下午,煩躁得唸不下書,於是放自己一會兒假,寫了一封email詢問是否接受來自美國以外的志工申請。得到一個正面的回應。此時不做,更待何時?!於是我馬上填寫報名表,闡述「為什麼想要參加UVP」、「你覺得你能做什麼」、「你想要從志工經驗中獲得什麼」、「你預期這個志工經驗將如何影響你」云云。看似簡單的問題,其實都是大哉問。一直到報名截止的最後一天,才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情投出了報名表,最後幸運地在74位報名者中被錄取,成為廿名志工中的一員,而同期的其他志工全都來自美國。

兩個城市的距離,往往無關乎地圖上的長短,而是在每次喬時間開會時感受到世界兩點之間的遙遠。為了可以開會,不是你晚睡、我早起,就是你早起、我晚睡。因為時差,一場會議有吃早餐的、喝午茶的、和啃宵夜的,很是有趣。從確定志工團隊成員到出發至田野,大約有五至六個月的準備期間。準備工作包括募集經費物資、研讀田野工作的相關背景資料、辦理旅行相關手續(施打疫苗、訂機票、購物、打包等等)。任何準備工作之後,最終還是一顆「兵來將擋、水來土淹」的開放心胸讓你勇敢踏上旅途。

時光倒退,一切無懼

到烏干達,不是坐飛機,是坐時光機:讓心情回到原初,讓生活回到原點;要喝水,從打水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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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干達位於非洲,更精確地說,她地處東非,和坦尚尼亞、肯亞這些國家組成「東非國家」。「東非」常被獨立劃分出來是因為這些國家有某種程度的同質性,例如,我們對非洲的普遍第一印象-「非洲大草原」-就位於這個區域裡。較之非洲其他地區,東非算是經濟水準較佳的一區。但即便如此,烏干達城鄉發展的差距仍然巨大無比。以生活用水而言,除了在大城市有自來水外,較小的城市鄉鎮都還是每日取水、儲水,更遑論村子裡有便利的用水設施了。幸運的村子會有一口水井;這口水井是全村人的用水命脈,也必是村子裡重要的資源,取水的人只限本村村民,同時管制取水時間,並加設圍牆或鐵鍊等安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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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台灣,因為用水太方便,我們很難想像全世界有超過一半的人口沒有安全水可用的事實,這其中,包括「有沒有水」與「水安不安全」的問題。我所待的Ibulangu村裡有水井,堪稱「有水,有安全的水」,尚且算是稍微發達的村子。我們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項工作便是取水。我們有三個20公升的塑膠桶子(叫Jelly can,當地到處雜貨店都有在賣),吃喝用的水、洗臉刷牙洗澡水、洗衣洗碗水全都來自這三桶水。我們大約每週要提水2-3次,每次提水便全員出動,大家要輪流打幫浦並接力把水提回家。這一路上,從提水桶出門便會遭到村民們的訕笑。我們也覺得好笑,因為知道自己有多笨拙與無力:一個五、六歲的孩子,打起水來都比我們又快又好。回家後,一個人計時,其他人要將消毒劑加入水中,瘋了似地劇烈搖晃充分混合至少一分鐘,然後靜置數小時。作完這些,每個人都很珍惜生活中取用的每一滴水。

 天然有機,有進有出

在非洲,大多數地區的主食都是以玉米粉為主的各式食品;在烏干達,有另一種有趣的主食,就是香蕉,像我們的米飯一樣,是多數烏干達人喜愛、也最便宜的「飯」。在市場裡,香蕉並不像我們五根指頭「一串蕉」那樣地販賣,而是一掛掛好幾層的香蕉成貫地出售。在街上,你可以看到婦女下班回家,提著有半人身高的香蕉貫準備回家做飯。這種香蕉據說和台灣品種不同,有些類似台灣香蕉還沒有成熟時的樣子,又瘦又小又硬又酸又澀。他們會先在鍋子裡鋪上幾層香蕉葉,把一根根削了皮的香蕉堆在鍋子裡,用先前鋪上的葉子包裹起來,放到爐火堆裡煮熟。不知需要幾個小時,把鍋子取出,用力擠壓搓揉這一「包」香蕉,打開香蕉葉後,就是一團黏稠的香蕉泥,叫Matoke。和西方餐食習慣類似,會有一鍋用蕃茄和洋蔥煮成的醬汁,配上幾道青菜,就是一餐。在田野工作中協助我們很多的一位社工師,有一次在我們請客之後害羞地說,她每天一定要吃Matoke才覺得有「吃過飯」,就像我們許多人每餐都要有米飯一樣,很是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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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代飲食訴求健康、自然的概念下,有機食物逐漸成為當紅的飲食選擇。「有機飲食」以蔬菜水果為主,主張不加人工肥料、不使用農藥,栽種過程一切天然,價格雖然比較昂貴,但大家趨之若鶩。在非洲村子裡,我們每天吃的都是新鮮的「有機飲食」-直接來自田裡、不加任何人工肥料與農藥,前一分鐘現採下一分鐘現煮的幸褔飲食。每戶人家都有自己的一小塊田,有能力的家庭種多些,若有剩的就拿到市場販售。很少人有能力,或說很少人會花錢去購買肥料或農藥。這樣種出來的蔬菜大多又醜又瘦又小,沒有那麼香甜可口,但吃起來卻可以感受到那種無可取代的青脆感和新鮮的生命力。說也奇怪,在台灣無論怎樣「健康地」飲食,都難逃為「腸胃清除」問題煩惱的我,在烏干達有的機飲食調養下,不出幾天,每天一早都在一堆荒野漫草的簡單茅屋中,快快樂樂地種下我的一朵「芋」。

貧窮的疾病-生殖廔管在非洲

我在非洲工作的主要議題之一是協助當地有生殖廔管的女性。女性有一種疾病叫vesico-vaginal fistula,簡稱VVF。這種疾病在醫療進步的國家非常少見,因為它會對生活造成非常大的不便,但經由手術可輕易的治癒。造成VVF的情況十分多樣,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女性的骨盆腔由於創傷或器官疾病造成傷害,在組織修復的過程中錯誤地形成泌尿或消化道與生殖道之間有相通管道的病症。女性的生殖道、泌尿道和消化道是獨立的三套系統,各自有各自的體外出口。一旦兩兩之間形成互通的管道,就會使得尿液或者糞便無法控制地由生殖道排出,簡單地說,便是由陰道漏尿、漏便在非洲,患有VVF的婦女數量超乎我們想像,造成的原因絕大多是因為生產、創傷,更有一群婦女是在爭戰頻仍,政治局勢紊亂的國家裡遭受強暴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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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生產所致的VVF,我們特稱為生殖廔管(obstetric fistula)。這疾病目前在先進地區非常罕見,但普遍存在於醫療資源極度缺乏的地區,例如非洲地區、東南亞村落以及太平洋較未發展的島國等。根據估計,烏干達患有生殖廔管的婦女數量,在全世界名列前茅,和非洲的貝寧與中美洲的瓜地馬拉是每年新增生殖廔管患者量前三名的國家。產生生殖廔管的主因就是俗稱的「難產」-產程拖延太長,胎兒卡在產道裡,使得產婦的骨盆軟組織受到壓力和缺血性的傷害,最終形成廔管。

在烏干達,患有生殖廔管的婦女因為失禁,她們會使用剪成長條狀的布塊墊在下體,以免弄溼衣服。即便如此,他們仍無法避免自己身上屎尿的味道,大部份的婦女們因此遭到丈夫和家庭的遺棄,並且在人際關係上,也因這不良的氣味而遭歧視與排擠。在烏干達,高度懷疑造成婦女廔管的原因是於不良的醫療處置(malpractice)。像我所訪問的一個患病婦女是因難產而至地方上最大的一家公立醫院剖腹。她在術後因無法排尿,二度進出醫院接受導尿的處理,根據她的描述剖腹產帶給她很大的痛苦。我訪問她的那天,她帶著尚在吸奶的孩子,而我可以清楚看到她頭頂上還有著一道幾乎形成赤道的刀疤,「也是因為剖腹產!」她說。

 另外,我所遇到的罹病婦女,有許多都還只是「女孩」。一位十七歲的「婦女」,走了一天,才從自己村落到醫院來接受治療,她在一年前罹患了生殖廔管。十五歲懷孕、十個月後難產,胎兒死了、胎兒的父親跑了。很典型的、令人悲傷的生殖廔管案例。

其實這樣的問題只要村落裡的接生婆多一點產前檢查的概念與預防感染知識,建立起醫療緊急轉診制度,以及家庭計劃的宣導(不要太年輕懷孕、兩胎間有適當的間隔、生殖道受傷後儘早就醫),都可以大大減低生殖廔管的發生機會。不過這些看似簡單的事在某些社會是一點都不簡單的。例如,在烏干達村落裡,一個女孩如果在廿歲還沒有嫁出去,大抵就會被投以異樣的眼光。而醫療轉診制度的建立,和國家的基礎建設、醫療人員的培育、醫療資源和制度、醫院的服務,在在都脫不了關係。生殖廔管被認為是個「人權議題」,因為它是個可以預防的疾病;這個疾病反應出一個地區醫療物資、建設、教育的缺乏,它深深地影響一個人生活與生存的品質。簡單來說,它是個「貧窮」的「疾病」。

木瓜vs一枝筆

我們在烏干達小村裡的住所,是間在當地少數的磚頭屋之一。屋裡的設施很現代,二廳三房二衛浴,幾乎和在台灣的住家沒兩樣。我們一住進房子,隔天開始就有絡繹不絕的孩童們聚集在家門口往屋裡張望,找我們聊天,要一點東西。這麼多當地居民對我們有興趣,讓我們覺得受寵若驚,便常和孩童們在門廊上雞童鴨講,學學當地簡單的問候語。接著,當一個孩子調皮地伸出手「Give me a pen」,愈來愈多的孩子們的「招呼語」漸漸變成:「give me a pen」!

曾經到過窮困國家的旅人,大概很難避免被乞討的情況,這種局面可能很心驚動魄-想像被數十人個陌生人團團圍住動彈不得、無數的手堆疊在眼前的情景;可能很溫馨感人-例如你恰好解脫了一個餓了好幾天的肚子,但總難不讓旅人感到五味雜陳、困窘難受。每個人對這件事的處理方式不同;直接地給錢給食物,只適用於立即的急難,對於多數地區,這種做法不但無益於解決長久以來的貧窮,更會造成更多的亂象:街童繼續留在街上、更多人只想行乞過活、加深貧富雙方的對立和鴻溝、騷擾遊客等等。

我們在行前的準備工作,有一個階段是為當地募集物資。經過和當地田野工作者的溝通,我帶了由身邊朋友、學校、醫院、廠商等熱心捐助的兩大袋文具到當地,打算送到村子的學校裡,由校長或師長發送給孩子們。孩童在學寫字時,由於紙筆缺乏,大多數都是在牆上或地上用石頭學寫字,這就是為什麼學校的牆上到處可以看到寫字的痕跡。我們把文具送到學校,和師長們溝通:我們不想出面,不希望被「宣揚」;我們希望孩子們是因為在學校裡的良好表現得到這些文具或甚至每個人都發一枝也無妨,而不要是因為「他們比我們物資缺乏」。

總之我們不想讓孩子們覺得自己是「被救援」或「被捐助」的。由於這樣的共識,我們在房子前面對伸手的孩子們,口徑一致地回答:「No, we don’t give you a pen」!因為我們相信這是較為適切的作法。當然,要去拒絕一個如此小的要求(一枝筆一枝筆!一枝在街上填個問卷就送你的筆),心中還是不可扼抑地升起絲絲的罪惡感。

一日早晨,孩子們的小手和幾天以來一樣,伸進窗裡此起彼落喊著:「give me a pen」!我的一個工作夥伴在那一面窗和孩子們嬉鬧著,我坐在這面窗邊研究這一天的工作內容。忽然肩頭被拍了一下,我回頭一望,一個約莫七、八歲的男孩身邊跟著一個更小的孩子,捧高一顆青綠綠的木瓜,很羞怯地對著我說:「give me a pen」!我頓時明白他想用那一顆也許他剛摘下的木瓜換我一枝筆。心頭一緊、眼眶一熱,我望著他的眼睛,很抱歉很抱歉地用小聲到希望他聽不到的聲音說:「I am sorry. I can’t」。他愣了一下,似乎有點不知所措。我沒等他反應就把頭低下繼續我的閱讀。他無聲無息地離開,留下那一顆木瓜。

至今,我仍記得那雙清澈無比的眼睛,和那一顆窗枱上青綠無比的木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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